《魔戒:咕噜》新玩法预告公布 将于9月2日发售
谢菲尔德联队历史:1889年成立 1971年值得回忆
尼日利亚底层妇女的边缘生活
女子到整形医院打“水光针” 事后发现是氯化钠 院方:针剂没问题
欧冠周三009:热刺欲破瓶颈 多特多人缺战
英超仅剩1支球队欧冠不败 请大声说出它的名字!
潜行游戏《魔戒:咕噜》确定将于9月1日发售
电影《黑社会》:握着龙头棍的乐少像极了被魔戒蛊惑的史麦戈
英绘制新世界人口地图 中印两国最突出
英国留学英国大学地图分布

邢来顺:德国通史编撰的全球史转向——以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为例

以笔者之见,所谓“全球史”,就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和演进的一种主观认知和解释模式,即对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演进体系进行全球视角下的探究和阐释。换言之,在全球史视角下,人们突破了传统的以国家和民族历史为审视视角的世界历史释读框架,将认知重点从个体的、局部的各民族和各国的纵向演进历史,转向整体的、以横向互动和交流为着眼点的跨国家、跨民族乃至跨地区的历史。因此,从根本上说,“全球史”转向并不涉及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问题,或者说,基于“全球史”的主观探究和解释本身并不会改变业已发生的本体层面的世界历史演进体系。出于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在全球史视野下解读德国历史,主要是突破传统的以民族国家建构为中心的德国历史释读,将其置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但不否认一定时期内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取向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这一历史事实。

事实上,近年来德国史研究已经出现了全球史转向。以“德国通史”的编撰为例,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认知和释读的体裁,其编撰视阈的变迁,能够清晰地折射出从传统的以国家和民族为主要认知视角的世界历史释读取向,向以整体的、跨民族和跨国家为审视视角的全球史取向转移的过程。下文即试图以在德国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编撰视阈方面的变化为例来考察德国通史编撰的视阈转向。

迄今为止,德国史学界在德国通史编撰取向方面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泛滥于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成为一种精神偶像而受到崇拜。在这一背景下,德国通史的编撰取向大多是民族国家史观,即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以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为基本线索,构建整个德意志历史的发展。著名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的前七版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观点。

《德意志史手册》最初由柏林城市实科学校教师、犹太人布鲁诺·格布哈特(Bruno Gebhardt)和十余名来自中学教学一线年首次出版了两卷本。格布哈特成长和生活于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潮波涛汹涌,德国实现统一并迅速崛起为欧洲一流经济和军事强国的时代。作为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的格布哈特自然无法避开这种环境的浸染,民族国家的观念在其学生时代就已经深深扎根于其心中。1884年,他以《德意志民族对罗马教廷的控诉》(Die Gravamina der deutschen Nation gegen den rmischen Hof)获得布雷斯劳大学的博士学位,从而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德意志民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基于上述背景,格布哈特主编的初版《德意志史手册》从一开始就将编撰视角定位于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也就不难理解。关于这一点,格布哈特在全书《前言》中有明确表达。他强调,该著作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承担起普及德国历史知识”的重任,希望由此促成人们的爱国主义意识和政治上的成熟。

从编排内容看,初版两卷本《德意志史手册》也是紧紧围绕着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中心来展开的,全书的立足点就是建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演进历史,因此相关叙述主要是大政治史。在该著作中,含有民族国家意味的“德国”(Deutschland)一词用于德意志史的表述一直向前推进到公元前后罗马帝国初期的奥古斯都时代,甚至用上了“罗马人进攻德国”(Die rmischen Angriffe auf Deutschland)的赫然标题。由此足见编者在培育“德国”意识方面的良苦用心。但是,熟悉德国历史者很清楚,这一时期还只能称之为“德国”的“史前”时代,几乎不存在构成“德国”的历史要素,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历史要晚得多。

1901年,为“适应现时认知状况”,格布哈特又推出了《德意志史手册》第二版,涉及最新历史内容从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的签订延伸到反映德意志帝国迅速崛起的19世纪90年代末。此后,格布哈特的学生费迪南德·希尔施(Ferdinand Hirsch)在1906年、1910年和1913年又推出了该手册的第三、四、五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明斯特大学教授阿洛伊斯·迈斯特(Aloys Meister)接手新的《德意志史手册》的编撰工作,主要编撰成员由文科中学教师换成了大学教师,更高的学术性成为该著作的追求目标。1922/1923年继续由阿洛伊斯·迈斯特主编的第六版开始加入社会史的内容,规模扩张到三卷。1930年由罗伯特·霍尔茨曼(Robert Holzmann)主编出版的第七版《德意志史手册》重新压缩为两卷。需要指出的是,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前七版虽然能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和新文献对原有结构和文字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且学术声誉不断提升,秉持的编撰取向却一直未变,即始终坚持从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视角来阐释德意志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面临着全新的欧洲和世界,欧洲和世界也面临着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全新形势。这时的《德意志史手册》已经以“格布哈特”之名在德国家喻户晓。为了适应战后的历史反思要求,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欧洲一体化的步伐,打破传统的以民族和国家发展历史为基本线索的编撰取向,将德国历史置于大欧洲的背景下进行阐释,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54/1960年推出了基于欧洲大背景视角的第八版全新四卷本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主编赫伯特·格隆德曼(Herbert Grundmann)在谈到这种编撰取向变化的原因时说得很明白:“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是明显的界限”,实际上,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赫伯特·格隆德曼等著:《德意志史》第1卷,《古代和中世纪》上册,张载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新编撰的第八版《德意志史手册》获得巨大成功,多次重印。该版《德意志史手册》可谓编撰取向从民族国家史转向欧洲史乃至全球史视角的分水岭。1970年,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在修订的基础上推出了第九版,但仍然坚持第八版的编撰取向,同时将叙述内容延伸至战后50年代。

1990年,分裂四十余载的德国重新统一,德国人面临着回归民族国家还是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重新释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认知抉择。而此时的形势已经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有了天壤之别。随着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和国家作为一种思潮和追求,已经淡出包括德国在内的中西欧地区,有关德国历史的认知取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换言之,人们已经不再单纯地从民族和国家形成的视角来构建“德国历史的图景”,或者说,“德国历史的图景已经变得更加欧洲化”。

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更加深化,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就德国人自身而言,已经没有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那样浓烈的民族骄傲情绪,也没有了纳粹德国崩溃后的迷茫与冷战时期民族分裂造成的哀伤。面对这些新变化,人们在理解和建构德国历史时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赋予一种新的视角,即一部更加欧洲化、全球化,却同时保留多元主义的德国历史。只有这样,德国历史的发展才能得到清晰而科学的阐释。以“两德统一”为例:很显然,两德合并并非只是德意志人在民族和国家统一方面持久努力的结果,它更多的是苏联东欧巨变以及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变化作用下带来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统一”。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人们无法单纯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因此“不应理解为回归民族国家的现象”,而只能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换言之,从欧洲史和全球史的视角来阐释德国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要求。这意味着需要编撰一部基于欧洲史和全球史视角的新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在更广阔的视阈下建构德国历史。

2001年开始由斯图加特克勒特-科塔出版社出版、由阿尔弗雷德·哈弗坎普夫(Alfred Haverkamp)、沃尔夫冈·赖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沃尔夫冈·本茨(Wolfgang Benz)主编的第十版24卷本《德意志史手册》就是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产物。第十版《德意志史手册》在编撰取向上很明确:“最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对德国历史的建构出现了激烈的转变”,因此必须引入一种全新的编撰视角。它要打破早前各版本把政治史放在中心位置和只是德国历史编年史的编撰取向,将“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史进行同等重要的整合”,并且置德国历史于“全球的紧密联系中进行新的勾勒”。换言之,要赋予一种全球史的视野,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与欧洲史乃至世界史有机地统一起来,以呼应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之下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认知问题。

笔者认为,第十版《德意志史手册》(以下简称“新手册”)各卷在编撰上较充分地反映了将德国历史置于欧洲史和全球史之下加以叙述的取向,实现了德国通史编撰的全球史转向。

在新手册中,古代中世纪的德国历史主要被置于欧洲史语境下。关于中世纪德国历史的开端,它提出了德国历史发展的“欧洲基础”和“‘旧欧洲’时代”的概念,以此代替以往叙述该时段德国历史时常用的“日耳曼化”概念。在这种视角下,中世纪德国史就成了与欧洲其他民族历史紧密相关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异教徒”历史的组成部分。 在论述加洛林时代的德国历史时,则有意识地突出德国人与阿瓦尔人、西斯拉夫人和丹麦人等的邻亲关系,同时凸显德意志人所在的法兰克王国带有欧洲特征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从而使中世纪早期的德国历史置于整个欧洲史语境之中。此外,过去人们常把加洛林晚期和奥托时代视为“德国历史”在政治国家意义上的开端,现在则“既把它看作‘德意志’自己历史的开端,同时也把它理解为九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一种进步的、与欧洲紧密相关的发展的结果”。新手册还突出中世纪中期地处中欧的德国在西欧和东欧之间的中介作用,还有德国向东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波兰人、波希米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影响等, 从而表明了德国史与欧洲史的不可分割关系。

对于近代早期的德国历史,新手册并不讳言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却将关注视角更多地置于德国历史与整个欧洲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交流。于是,查理五世时代的德国对外政策及其与德国国内政治的关系都被放到了“世界政策”(Weltpolitik)视角之下,以凸显德国与外部世界的密切关系。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之后的“欧洲冲突及其对帝国的影响”,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中欧洲列强介入德国事务,也成为新手册关注的重点。“在外国君主们帮助下”,帝国诸侯们终于获得了“德意志的等级自由”,实现了领地的主权国家化;哈布斯堡家族企图统治欧洲的“普世君主制”梦想则遭到破产。相反,法国却“以德国的小国无力为代价登上了霸主地位。同样,“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国际体系之上的“欧洲国家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德意志二元国家特性”,还有18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也给整个欧洲乃至德国国内政治形势带来了深刻影响。至于德国等级社会的解体和旧帝国的终结,则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初西欧先进社会、文化发展影响以及法国大革命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手册因此坦言,德国“这一时期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通常是在欧洲平台之上”完成的。

19世纪是民族国家视角下德国历史发展最重要的阶段。新手册则通过突出欧洲与德国的互动,来凸显德国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它明确提出“19世纪是欧洲历史的时代,而不仅仅是(确实也是)德国历史的时代。”二者的关系是,19世纪欧洲历史可以通过德国历史折射出来。以工业化为例,“德国工业化开端在总体上晚于西欧,早于东欧、北欧和南欧,它受到西方的影响,进而又对东方施加影响。”因此德国在欧洲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传导角色,是欧洲工业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手册强化了19世纪上半期德国历史的“整体欧洲语境”,“顾及西欧发展的各种影响”,刻意突出欧洲视角,诸如“拿破仑欧洲的德意志诸邦”、“欧洲革命与德意志诸邦”、“欧洲列强体系中的德国(1830—1847)”、“德意志民族国家与欧洲”等,以建构“欧洲的德国”认知。在民族统一运动方面,新手册则以“压制与转变”为视角,突出俄国等列强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中的角色和影响以及德国的因应,从而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欧洲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德意志帝国的历史,是往日德国史学界最倾心的近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史的核心。但新手册展示的德意志帝国历史,已经深深地卷入欧洲和世界文明进程之中,甚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譬如,在述及“迈入现代主义”的文化时,新手册就坦承,现代主义不只是德国现象,还涉及法国、英国、奥匈和意大利等国,难以厘清。言下之意,现代主义是一种欧洲现象。

新手册中德国现当代史的编撰则完全置于全球史互动格局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一个历史性重大事件”,世界各国几乎都未能幸免,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及其间诞生的魏玛共和国就是这次战争的产物。然而,德国有着自己的“传统”,它“并非一个革命的国度”,魏玛共和国也只是德国战败后在西方压力下的“第一次民主尝试”。这种矛盾使得不符合“德国的传统”的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滥用的民主”,魏玛共和国因此仅存14年就归于失败,它甚至成了“纳粹国家的孵化时期”。这就是德意志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矛盾碰撞中出现畸变的结果。新手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有一半以上篇幅基于欧洲和全球视野。在阐释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时,新手册也并非仅囿于对德国的影响,而是放眼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甚至把两德统一乃至苏东巨变皆纳入关联之列。至于二战对德国的影响,新手册也不失其全球史视角:“第三帝国彻底失败,才使德国历史中那些始终将德国与欧洲乃至西方世界联结在一起的自由传统获得了突破。”

战后德国当代史的编撰同样被置于全球史视角之下。以联邦德国史为例,新手册不仅将联邦德国的早期发展置于“西化”语境之下,从制度、外交、经济和精神文化等层面突出她的“西方转向”,而且将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90年重新统一的历史置于“欧洲化”和“全球化”语境之下,提出了“欧洲化和全球性挑战”之下联邦德国的角色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甚至德国的重新统一也归功于“国际方面的规管,亦即‘外部的’统一”,以此定格德国历史发展的全球史视角。

总之,新手册已经放弃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编撰取向,实现了全球史视角的转向。这种变化既是对传统的民族史、国家史编撰模式的一种背离,也是德国史学界努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体现,或许对于我国学界编撰新的德国通史有所启迪。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